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比如，关于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问题，就非常值得关注。打个比方，用户用微信聊天，这个聊天记录是属于用户还是平台；获取聊天记录需不需要本人同意；平台在未告知本人的情况下将聊天数据用于商业用途，该怎么定义这种行为？这一切都亟待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法律和制度。

《中国经济的韧性｜求解：牧原股份高速成长之谜》苏文颖称，目前中国现有的刑法罪名还不能充分打击性侵儿童行为，同时一些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、量刑等与国际相比，对儿童的保护力度有待加强。而近年出现的一些利用新技术手段针对儿童的犯罪，是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进行立法完善，也值得研究。